回首这一年的难忘时光，我们该如何写下“我的2025”？
2025年，对于一位耄耋之年的学者来说，是忙碌而充实的“新起点”；对于一位眼科医生来说，是用专业、冷静和温暖努力去解索；对于一位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作家来说，是用文字让生命“要有光”；对于一位从艺40余年的剧作家来说，是继续歌唱美好和希望；对于一位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写作者来说，是终于明白要活成一棵“会行走的树”；对于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来说，是再次从前辈身上汲取孩童般的清澈；对于一位写作了20年网络文学的作者来说，是感受下一个风口带来的强烈震撼……
不一样的2025，一样的蓬勃和坚韧，一样的光亮和温暖，一样的笃定和相信。愿2026，你我继续有光、勇敢前行！
——编 者
一个新起点，接着一个新起点
葛剑雄
去年12月，我八十初度，一家杂志约稿，我在文末写上“80岁可以是新起点”。现在这一年即将过去，回顾“我的2025”，这个新起点差堪自慰。
这一年我继续担任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图书馆馆长。同时在复旦大学指导2名博士生，又新招了一名博士生，完成科研任务。担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》第二册的执行主编。至少完成了两份正常工作量。
我出版了几本书。两本是个人文集（已出1—7卷）的续编：第八卷《何以中国》，第九卷《也是读书》。一本是由出版社选编的我的相关文章《江河流淌看中国》。一本是我撰写的《谭其骧学术传记》。另一本是我撰写的普及类著作《大地上的中国史：藏在地理里的历史》，香港已出了繁体字版。我的多种旧著再版重印，其中去年出版的《四海之内：中国历史四十讲》发行近3万册，《悠悠长水：谭其骧传》也受到读者欢迎。
我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、20多篇报刊文章和访谈。录制了数十条视频、音频，有的有很高的点击量和阅读量。
我在第十八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《历史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》，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5“大河对话”上作主旨发言，在多个论坛作主题报告。应邀赴突尼斯参加国际书展，在迦太基大学等处作讲座交流。在高校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党政部门、文旅部门、中学作学术报告、讲课、讲座、对话讨论百余场次。
我也享受家庭生活，休假时与家人游了塔希提岛、科西嘉岛等地。
这一年间我乘了120次飞机，到了3个大洲5个国家、26座城市，飞行里程206208公里。当然这不是我的最高纪录，2019年的数据是133次、3个大洲9个国家、33座城市、291269公里。毕竟老了6岁！
今年12月15日我满81岁了。第二天，12月16日，我参加复旦大学召开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修订工作启动会议，我的81岁有了一个新起点。
1978年10月我成为先师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，1980年担任他的助手，1981年他开始主持修订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准备公开出版。我经历了修订的全过程，1989年3月13日又随同他去北京出席中国社科院召开的“庆祝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出齐大会”。我知道，当时谭先生就期待着日后的修订。由于历史的局限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定稿留下的缺憾一时无法消除。所以，40年后的修订也是了却谭先生的遗愿。这项工作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，所以这个新起点后面会是一个较长的时段。
我原来确定的目标是正常工作到80岁，轻松工作到85岁。现在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满达到，但第二个目标需要调整为正常工作到85岁或更久。有了这一年的成绩和自我感觉，我完全有信心实现。
解 索
陶 勇
我的2025，有很多难忘的故事。
眼科门诊的灯总是冷白，照得人无处遁形。
那天，男孩被带进来时，我先看到他背后被反剪的双手——用一根粗布条缚着，打了个死结。瘦弱矮小的奶奶拽着男孩的胳膊。父亲忠厚老实，面相平和。孩子约莫10岁，眼神茫然，似乎看不见任何东西。B超显示：双眼视网膜脱离。
检查时，孩子的眼球微微颤抖，像受惊的小动物。眼底镜下，那片脱离的视网膜仿佛皱缩、浸湿的宣纸，光与色彩都坍塌成暗影。父亲在旁喃喃：“不绑着，他就死劲揉，是他自己主动要求把手绑上的……”
这个孩子的黑暗是双重的：内在心智的迷雾与外在视觉的暮色交织。我试探着询问孩子的母亲在哪里，父亲愣了一下，答：“跑了。”父亲手机屏幕的微光，在诊室的白色底色下，显得更加微弱。
看病的过程中，父亲一直打理着短视频下挂的“小黄车”，他经营了一个自媒体账号，以搞笑娱乐为主题，有百万粉丝，线上卖货收入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。这着实让我有些惊讶：被命运枷锁无形绑缚的一家之主，如何具有“娱乐”的心情？
医学的边界在此刻既清晰又模糊。我能处理的，是器官的病变；我无力面对的，是命运那根粗糙、打着死结的绳索。我为孩子做了双眼手术。术前，双手捆绑；术中全麻，双手松绑；术后，双手捆绑。我对孩子眼睛恢复光明颇有信心。孩子出院以后，我关注了其父亲的账号，偶尔下单，买点维生素C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微薄的给予如何填平巨大的支出？我时常能体会到无力感。
孩子出院时，眼睛恢复得很好，也许是因为腕部不适，喉间发出模糊的呜咽。那声音，像被封在坛子里的风。我想起儿时满脑“磨剑看星斗，仗剑走天涯”的自己，少年气概的我曾以为自己是那柄能捅破黑暗的剑，如今走到中年，曾经历生死考验的我，更认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那句名言：一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会为理想悲壮地死去，而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则愿意为理想苟且地活着。
一个月后，父亲、奶奶带着孩子来复查，带来一面锦旗，这让我颇为感动。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，依然感恩他人的帮助，不埋怨命运，不吐槽生活，努力经营着生活，笑对生活。
作为眼科医生，我发起“光M计划”，希望留住视障者眼中的光。作为社会的一分子，我们能做的是，在无尽的绑缚中，认出那些被缚的星辰，然后用专业、冷静却有温度的眼光，努力去做一个笨拙的解索人。
窗外，城市的天光仍然均匀地洒下，照见那些隐秘的捆绑。每解开一处捆绑，便有点点星光升起，点亮夜幕。
继续“歌唱”
冯 俐
人生的旷野，常在不经意间展开新的风景。年近59岁这年，我离开耕耘了11年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，调任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院长。对我而言，既是一次转身，也是一次归队。
上任不久，便迎来筹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《正义必胜》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文化活动中，我一直担任核心主创，而这次，我成了“总统筹”——在艺术的背后，学习如何托举起一个庄严的集体表达。最让我动容的，是看到数千名80后、90后的年轻身影，他们用才华和热忱，对历史进行真诚的表达。那一刻，我深深感到，艺术的接力棒正在悄然传递。
就像一次与历史的握手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两部镇院大戏——民族歌剧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的复排，让我深刻地理解传承和发展中国民族歌剧、民族舞剧的使命。在歌剧《白毛女》首演80周年的日子里，我们努力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剧院，让经典在与青年的对望中焕发光彩。而新创舞剧《垂虹别意·唐寅》，则像一缕清风，以细腻笔触描摹人物命运，自11月首演以来，走过全国多地，收获了观众温暖的回应。
告别总是难的，尤其是告别我倾注了11年心血的儿童戏剧。感恩的是，离别时刻，儿童戏剧给了我最慷慨的“奖赏”：我编剧的儿童歌舞剧《猫神在故宫》，让遥远的历史在孩子眼中变得可亲可感，这部戏先后获得上海·静安戏剧节“壹戏剧大赏”年度最佳原创剧本奖和第十八届文华奖“文华剧目奖”。更让我意外且感动的是，塞尔维亚苏博蒂察国际儿童戏剧节将“小王子”终身成就奖授予我，并为我举办个人成就展、邀我担任国际评委。当看到中国儿童戏剧被世界如此郑重地看见，回想11年来带领大家创排近50部大大小小、风格样式不同的儿童戏剧，那份不舍中也生出由衷的欣慰。
岁末，我留给中国儿艺的童话音乐剧《夜莺》翩然启幕。剧中有这样几句歌词：“我歌唱，万物的美好；我歌唱，永不熄灭的希望；我歌唱，不为任何人；我歌唱，为所有的人……”这同时也是我，一个在艺术道路上行走了40余年的文艺工作者，最想说的话。我会继续“歌唱”，在儿童戏剧的队伍里、在歌剧的队伍里、在舞剧的队伍里、在文化强国建设的队伍里……
让生命有光
梁 鸿
回顾2025年，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事情是《要有光》的出版。
从决意写《要有光》到现在，经历了将近5年时间。熟知“梁庄”三部曲的读者可能非常“意外”，怎么从乡村题材转换到青少年心理题材？但对于我而言，是生活和写作自然行进的结果。在“梁庄”系列中我写了很多孩子，他们一直在我心里，成为最柔软的那一部分。
随着自己孩子的慢慢长大，在养育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迷茫的时刻，在和其他家长聊天的过程中感受到更为广大的不安。中国社会高速发展，人们的家庭意识也在迅速提高，大家开始关注孩子的成长、发展以及未来的生活。但新的问题随之呈现。该如何爱孩子，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培养孩子，怎样能让孩子更加健康地成长，这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我把写作对象集中在那些因情绪困扰而失学、休学在家以及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，我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看他们如何思考自己，如何看待父母、学校、社会。我想寻找，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，以至于我们的爱和他们的爱擦肩而过。最终，我想寻找到：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，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，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，并成为问题的原点。最后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：什么是爱？我们该如何去爱？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？
整整3年时间，我和孩子们、一些家庭一起生活，慢慢成为朋友，并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，我和心理咨询师、精神科医生一起探讨孩子的病情，和学校老师、校长一起分析教育的矛盾和可能。我感受到彼此呼唤以及相互回应的可能，感受到生命的韧性，看见孩子们如何自救，家长如何自我反省，这使我备受鼓舞。
《要有光》出版以来，最让我感动的是读者的回馈。有读者自己组织读书会阅读这本书，探讨如何和孩子、自我建构新的关系。我还收到很多读者的留言、来信，认真梳理自己情绪困境的来源、对未来的思考以及如何走出去。也有政府部门行动起来，成立以家庭为核心的心理咨询中心，定期举办心理讲座。有学校组织以“要有光”为主题的征文活动，希望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
今年12月12日我在深圳做分享活动，最后签书的时候，有位读者送了我两个沙田柚，说：“你为孩子们带来光，我为你带来沙田柚的香。”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所有人都在笑，那笑声明亮、温暖。现在，这两个金黄的柚子放在我的书桌上，散发着迷人的清香。
我想，这就是“看见”和“倾听”的意义。相互看见、相互倾听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彼此感受到爱的存在，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
让生命有光，照亮他人，也照亮自己。
小孩长大了
周 敏
2025年11月20日，当晚，中国作协在长沙举办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，湖南卫视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。主办方提前制作了短视频进行预热，其中一段，是参加颁奖的主持人、嘉宾、获奖作家的“集体亮相”。
20日上午9点多钟，我收到金波老师发来的一条信息，内容正是短视频尾声阶段介绍的截屏。早在《胡同也有小时候》登上获奖名单那天，金老师就曾用文字祝贺过我，这次的方式如此别致，真是一个惊喜！因为我曾经点赞过这条视频，截屏底部出现了我的名字“周敏·北京小孩”。看到金老师在微信中给我添加的备注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我想，能有这样的备注，唯有金波老师。一方面是因为我创作过长篇小说《北京小孩》，另一方面，也因为在他眼中我的确始终是个“小孩”吧。
和金波老师相识已30多个春秋。初次见面时，我还是20岁出头。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后，金老师有一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，他的开场白我记忆犹新：“我是看着周敏长大的。”金老师不仅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导师，也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，时刻关注我的成长。
说起被金波老师看作“小孩”这件事，我有时候挺不服气：“老小孩，小小孩，咱俩指不定谁比谁更成熟一点儿呢。”这话绝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基于我的实际观察。
金波老师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有60余年，一些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。为了生活方便，他住进了一家养老社区，别看年事已高，可一点儿也不“消停”。入住之前，他就准备好昆虫网和蝈蝈笼子；安顿下来之后，不仅继续种花养草，还收了只小乌龟。每次去看金老师，他都为我一一认真介绍，聊聊这些“小伙伴”。从他的言谈话语中，可以品出孩童般的兴奋，那清澈、明亮的眼神，更让我看到了一颗“赤子之心”。
我正想着“调皮一次”，发句“您不也是小孩吗”给金老师，却先收到了他的又一条信息“你长大了”。看着这4个字，我既感受到一位文坛前辈的肯定，也体会着一位“家中长辈”的欣慰。
我想给金老师再回复一条信息：“我要跟您学，慢点儿长大。”
会行走的树
王计兵
回首这一年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树。
和北方一夜之间落叶满地不同，在我所生活的江南，冬天，树叶是一片片落下的。岸边，柳叶像鱼，一条一条从水里跳上了岸。相比江南，我更喜欢北方的树木，该发芽时发芽，该落叶时落叶。
在大西北，我见识过一种树，叫断头柳。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供大树生长，那些柳树不得不一次一次砍去树冠，减少对水分的依赖。那是一种悲壮的勇敢。
同样是柳树，江南的柳树则从容太多。只要折上一段柳枝，插在临水的河岸，柳枝就会重新发芽、生长，就会告诉你，生命如此简单。
如果做一棵柳树，我更愿意做一棵断头柳，可文弱的我，又缺少那种义无反顾的决绝。
从1988年开始写作，我常常把自己比成某种树木：榆树、槐树、梧桐……可又总觉得这些树木，与我生命深处的渴求，缺少某种灵魂上的契合。
前不久，我的诗歌获“花地文学奖”，去广州领奖时，认识了一种树——榕树。我从没有见过一种树，如此粗壮却毫无规则。一棵树，不断拥有着根，这些根像一条一条粗壮的绳索，缠绕在一起，形成了无比粗壮的树干。我向人询问，这么粗壮的树干，能做什么用途？回答是：没有用途。
可榕树看上去像是一种天生的艺术品。一棵树，浑身垂满了根须。这些根须在空中随意飘荡，干巴巴的，仿佛只需一根火柴，就会让一棵树成为巨大的火炬，当然这仅是我的想象。但是，可别小看了这些细小的根须，只要让它接触到土壤，就会牢牢抓住大地，形成新的树干。即使是身为一棵树，榕树也从未放弃行走，只要给它土壤，就会不断向前扎根。哪怕不能成才，也不放弃让自己不断粗壮。
自从遇到了榕树，我就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归宿。如果可以活成一棵树，一定要活成一棵榕树。我愿意褪去浮华，做一个衣衫朴素、脚踏实地的人，一步一步扎下自己的根，把不断扎根活成生命的使命。
创新生机已如地平线上的晨光
林俊敏
时光流转，又到岁末。去年此时，我入职汕头大学，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身份转变，从一个作者变成老师。从事了20年写作，自然希望经验能有所传承，所以指导了几个学生进行创作。要想长久地写下去，就要找到新的文学的风口。于是我引导学生们切入微短剧这一新兴领域，它融合了网络文学的故事内核与短视频的传播逻辑，其快节奏叙事更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突破。原以为这个风口可以持续两三年，然而我低估了变革的速度！8、9月突然转向，10月漫剧兴起，而真正的冲击紧随其后——AI来了。
这半年，用一位友人的话说：“产业不是在洗牌，而是在掀桌子。”11月，各大平台流量结构突变，AI真人剧这头“蛟龙”破水而出。
那晚接到师妹电话，邀我参与一个AI真人剧项目。我质疑技术是否成熟，她笑了：“我们已经跑通了全流程，完成了真人AI工作流的建构。”AI真人工作流两个星期就迭代一次，现在只需三个半人就能组建成型剧组：3名AI工程师通过提示词操控工作流，3人中的组长实质上承担导演职能；而那“半个人”负责同时为多个小组进行剪辑。这样一个剧组，一个月能完成100多分钟的制作。以往少则数十人、多则成百上千人的剧组，现在三个半人就解决了。
制作成本大幅下降，意味着创作门槛的降低，意味着影视制作权的下移。以往，因技术和资金壁垒望而却步的年轻人，未来将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影视梦想。可以预见，AI影视创作将变得像网络文学创作一样自由。
同时，AI技术的普及也意味着特效技术不再昂贵，过去十几年，影视制作因为成本和周期的问题，一直在回避各种恢宏的场面，这个难关或许也将迎刃而解。特效技术的大众化将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得以视觉化呈现。产业的输出效率将百倍提升，未来中国，文化产品的产出速度必将领先世界。
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，都重构了文化的生态。如今我们的故事储备（海量网络文学的故事）与技术支持（AI真人工作流程）均已到位，接下来，就只等待着创作者把握机遇。创新生机已如地平线上的晨光，不可阻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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